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（全3册）PDF 电子版

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（全3册）PDF 电子版

册数：3册

格式：PDF

文件大小：322m

出版时间：线装书局2007

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》所收录是1980年—2006年12月期间西安碑林博物馆新入藏的墓志381方，时代起自後秦，经北魏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、迄于宋元。其中後秦1方，北魏4方，西魏2方，北周1方，隋7方，唐346方，宋10方，元3方，共381方。绝大多数属首次公布刊行，对于各学科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陕西关中地区曾有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，是重要的墓志出土地，南北朝时期地位虽有下降，但仍出土了不少北朝墓志。《汇编》收录的有後秦弘始四年的《吕他墓表》，上世纪70年代出土於陕西咸阳窰店，高58公分，宽33公分，这是陕西发现的时代较早、葬地明确的氐族贵族志石，因而弥足珍贵，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，与清光绪年间出土的後秦《吕宪墓表》（现存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）为同年同月同日刻，是极为稀见的後秦碑版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在陕西华阴县杨氏家族墓地出土了多方北朝时期的墓志，收入本书的有《杨舒墓志》、《杨日韦墓志》等。《魏书·杨日韦传》称杨日韦， 字延季，今据墓志，知“季”当是“馀”字之误，又载“尚食典御”，墓志则作“尝食典御”，此外，墓志对杨日韦的官职记载也比传详细，可补《魏书》之疏脱。并对研究弘农杨氏家族世系情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2002年长安县出土北魏《赵超宗墓志》与西魏《赵超宗妻王氏墓志》为一对夫妻墓志。《魏书》卷五十二《赵逸传》附载超宗事迹，志可补传之阙。两志所载有姻亲关系的人物达三十馀人，且多为魏晋南北朝时的高门大族。如天水赵氏、河东柳氏、京兆王氏、京兆韦氏、河东裴氏、北魏宗室元氏、陇西李氏等，正史所载者达十馀人，多为这时期的风云人物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、军事、职官、地理，特别是世家大族、婚姻关系方面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价值。《独孤浑贞墓志》是北周时期一方重要墓志，独孤浑贞史书不载，但其名见北周《贺兰祥墓志》。志文“元年，迁大将军，除小司空”，指的当是北周武成元年三月。“吐谷浑寇边，庚戌，遣大司马，博陵公贺兰祥率众讨之”。 1999年陕西西安出土的隋《解方保墓志》志文“齐窃山左，躬厕後旗”，时北齐据山东地区，并与西魏、北周发生战事，志主参与对北齐用兵，直至讨平北齐。又“剑蜀不宾，亲承麾下”指北周末年王谦叛乱一事，可知解方保参与了对王谦的征伐。隋《刘绍墓志》记述刘绍历官员外侍郎，威烈将军等职，对北周至隋代职官演变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。 2006年10月，新徵集《唐昭王李汭墓》，志文：李汭“宣宗皇帝第九子，母曰柳氏”。《旧唐书·宣宗十一子传》云：“昭王汭，第八子”应以墓志为准。“母曰柳氏”可补宣宗《后妃传》。现宣宗诸子中就有庆王沂，昭王汭，康王汶三方墓志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。《襄城县主李令晖墓志》1996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细柳乡羊元村，盖四杀饰蔓草瑞兽纹，志四侧饰蔓枝瑞兽纹，志主李令晖是高宗皇帝孙女，许王李素节之长女，志文隐讳其父被武则天所杀之史实。此外还有《淮阳公主墓志》、《唐安公主墓志》等公主墓志。1983年入藏的《工部尚书杜公长女墓志铭》出土于陕西西安长安县大兆鄕司马村南涝池旁，志主系唐宪宗皇帝的外孙女，岐阳公主的女儿，志文于岐阳公主的生卒记载的较为详细，可补史阙，同时也为杜氏一门的世系提供可信的资料。唐朝与外国及少数民族交流频繁，出土了不少相关墓志，为研究唐代中外交流和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。《阿史那婆罗门墓志》2005年10月从西安东郊徵集，志文：“阿史那婆罗门右卫大将军归义荒王咄苾之子也，咄苾本突厥颉利可汗”。阿史那婆罗门以“弱龄入参戎旅”，稍迁右屯卫朗将、卒後被高宗皇帝诏赠“使持节那州诸军事，那州刺史”，反应了唐朝对东突厥旧部降将的优抚政策。墓志文字不多，体量不大，但为研究颉利可汗家族世系及其葬地提供了重要的资料。唐初，东突厥多次与唐王朝发生战争，直至贞观四年太宗派李靖率军活捉了颉利可汗及其家人，彻底消除了东突厥的威胁。唐太宗对颉利可汗家族采用怀柔政策，据《新唐书·突厥传》“仍诏还其家口，馆於太仆，禀食之”。《阿史那婆罗门墓志》出土于西安东郊灞桥区灞河以东细柳原一带，与史书记载颉利可汗的葬地方位极为一致。另外，阿史那婆罗门，正史阙载，据史书记载颉利可汗有一子叫“叠罗之”，另一子叫“欲谷设，婆罗门是二子之一，还是颉利可汗的第三子，还需进一步探讨。近年西安、洛阳还曾先後出土了颉利可汗的嫡孙《阿史那伽那墓志》和曾孙《阿史那感德墓志》，可一并综合研究。除此，本书还收录了鲜卑族《赫连瑨墓志》等少数民族墓志。《俾失十囊墓志》志主阴山人，突厥族，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》“天宝初，回纥强盛，尽占据突厥故地。”而俾失十囊即是在回纥占领西突厥故地之前，“开元初”臣服于唐，时间基本一致，史志互证。《回纥琼墓志》，回纥琼，阴山人，卒於乾元三年三月，正是安史之乱後。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范阳叛乱，一路占领长安，玄宗逃往四川，肃宗在灵武即位，遣使请回纥助讨安禄山。西元757年郭子仪率朔方回纥、西域等军攻克长安，收复洛阳，安史之乱结束。志文“戎羯乱常，堂弟可汗兵雄身壮，收两都之梗”指的即是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。与高句丽有关的《似先义逸墓志》，志文：“昔周孝王□□□有酷肖其先者，命为似先氏，其後或居辽东，或居中部”。似先氏，宋邓名世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云：“似先，高丽扶馀种也。唐武德中，有右卫将军似先英问……又《陈儒传》荆南监军朱日文，攻杀节度使段彦謩、僖宗遣中人似先元锡慰抚之”。《新唐书·李训传》：“训遣宦官田全操、刘行深，似先义逸按边”。 志称其先祖武德中，任右骁卫将军似先英问，与史书相合。其祖处士风荣，父随州长史进之，史籍无载。据志文似先义逸共五子，长子元约。三子元锡亦为宦官。似先义逸曾任内外客省使，鸿胪礼宾使等使职亦与其“高丽扶馀种”有关。志称，似先义逸曾前往幽州为张仲武授节，“存则灭北虏，破东胡，殁能使其子归，阖亦公善诱也。”似先义逸以高句丽人而为宦官也是较罕见的。此志为研究唐王朝与高句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。塔铭是中国古代石刻的一类。叶昌炽《语石》云：“释氏之葬，起塔而系之铭，犹世法之有墓志也。然不尽埋於土中，或建碑，或树幢。可知塔铭是佛教石刻的一种，记述建塔目的，瘗埋内容或发愿文、僧尼信士生平，或埋於塔内，或镶嵌在塔身。虽然其形状和置放位置等比较特殊，但由於文体、内容及埋设目的与墓志相近，所以金石家仍习惯将其列入墓志一类。《汇编》收录的两方唐代塔铭均出土于西安附近，《甘露寺尼真如塔铭》虽自题为“大唐甘露寺故尼真如之柩”，但据铭文“总章二年为亡父出家。……起塔于名堂樊川之原”分析，当系塔铭无疑。该塔铭涉及到的“曾祖伯雅”、“祖文泰”分别即高昌王麴伯雅和麴文泰。塔铭对二人諡号的记载可补史阙，并对研究麴氏高昌王系及唐西州历史都颇有帮助。另一件塔铭《法津禅师姚常一塔铭》，铭文详述了姚常一学佛传佛的经历，同时还涉及唐玄宗、肃宗和代宗三朝皇帝的多条诏文，甚为珍贵。铭文“奏免常住两税，至今不易，又还官收地廿二顷，恩命立丰碑在寺普润庄也”的记载，是研究唐代佛教寺院经济的珍贵资料。道教方面《肃明观主范元墓志》1999年入藏，志文较为详细的记述了道士范元由入道至进敕为观主的进籙过程，对探讨唐代道士进阶程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，志文还涉及到唐代三处著名道观及四位道教人物或可补史之阙。《五通观仙师冯得一墓志铭》则为我们研究唐代女冠生活及道观经济收入提供了文献资料。《汇编》所收录唐代墓志中有武周时期的墓志26方，为研究武则天时期的历史及武氏造字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献资料。如《田僧墓志》，志文中有新造字“年、月、日”，但同时也有“国、人、君”这些字未变。志石刻于载初元年七月八日，距武则天九月九日称帝，改年号为天授、国号为周尚有两个月，故志文中会出现新旧字混用的现象。另志文提到的折冲府“三川府”一名，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失载，可补之，而“慈仁里”也可补唐长安城乡里名之阙。墓志中大量的新材料可补《唐两京城坊考》。古潞州或称上党郡（即今山西晋东南地区），北周宣政元年置，治所在上党郡，今山西长治市北古驿。隋大业改为上党郡。唐武德元年复为潞州，天宝初复为上党郡，乾元元年复为潞州。这批墓志数量较大，年代跨度较长，从唐显庆年间延续到宋政和年间，主要记述了墓主姓氏、郡望、宗族世系等生平事迹，对研究唐代山西潞州地区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民风民俗、历史地理等各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料。这批墓志绝大部分都明确记载有志主的卒葬年地，故对专题研究唐代潞州这一地区埋葬地的情况至为珍贵。志盖装饰也很有特色，盖中部多饰铺首，或线刻或浅浮雕，盖题四周多采用八卦、几何纹。志盖篆书多采用双钩的方法刻出字形，与长安地区以减地阳刻或直接阴刻的形式不同。有的篆书中夹杂著行书等，如《郭懿墓志》盖篆书“唐故郭君墓志之铭”之“郭”字则刻为行书，以显突出。这批墓志盖的篆书，书写随意，减笔较多，有的类似鸟虫书，总之，这批墓志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，为研究墓志形制提供了新的实例。碑刻是中国古代书法的重要载体，墓志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本书所收录最早的是後秦弘始四年的《吕他墓表》，其形制仍为小碑状，与清光绪年间出土的《吕宪墓表》为同年同月同日刻。《吕他墓表》书法以隶为主，隶楷杂揉，结体宽博，笔势雄劲。为稀见的後秦书法珍品。北魏墓志向为人们所重，本书收录的《赵超宗墓志》、《张宜墓志》熙平二年，书法结体饬整，略有欹侧，笔法方园兼备，雄健峻厚。具有典型的北魏墓志风格。北周《独孤浑贞墓志》字体清丽自然，已脱离北魏那种奇纵雄强之风，趋於平和。隋《解方保墓志》大业六年，书法方严宽和，工整秀丽，字如珠玑。可与隋《董美人墓志》、《蘇慈墓志》媲美，已开初唐楷书之先河。此志四侧刻有十二生肖及　蔓枝纹及连珠纹，装饰华丽，是隋志中的精品。唐代丰碑大碣林立，名家辈出，灿若群星，唐墓志书法亦丰富多彩，绚丽夺目。唐代《御书手朱元昊墓志》，2001年在西安市东郊纺织城南高家沟村出土，这是西安地区稀见的唐代御书手墓志。志主朱元昊“幼而听敏，长而愿恪，尤精翰墨……年十九补丽正殿御书手”。 御书手始始于隋，唐承隋制，《唐六典》卷九中书省条下载，开元五年玄宗於集贤殿置书直及御书人共一百人以年龄推断，朱元昊时年十九任御书手，应在开元六年。朱元昊亦为善书者。志文撰者于休烈是太宗、高宗朝的名臣于志甯的曾孙，于休烈承曾祖衣钵，历玄宗、肃宗、代宗三朝均为文官，卒年八十一岁，官居工部尚书。书者张芬《旧唐书》有载。开元朝任翰林供奉，应为朱元昊的同僚。此志隶书规整严谨，丰丽秀润。《韩涓墓志》为唐代隶书大家韩择木之子韩秀弼书。据著录韩秀弼所书碑志甚多。著名者有《臧希晏碑》、《李元谅碑》等，此志书法宽博遒劲，工整峻丽，秉承其父之书风。《庆王李沂墓志》董景仁行书，书法布局疏朗，结体呈欹侧之势，毫锋淩厉，清劲遒丽，既有王右军之遗韵，又有李北海之风神。碑林中《华严寺杜顺和尚行记》也是董景仁所书，刻工邵建初是晚唐宫廷的刻字高手，《玄秘塔碑》即出自他的刀之下。篆盖者董咸，书法规整，线条园浑劲挺，为铁线篆。董咸在宣宗、懿宗朝任翰林待诏，曾为皇室成员墓志书写篆盖、如《朗宁公主墓志》等。此外其他众多的唐墓志，书法也各俱特色，从不同角度展示唐代书法的风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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